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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位于陕西的北部，所以称做陕北，它是革命老区，是我国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包括陕西省的榆林市和延安市。
陕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基本地貌类型是黄土塬、梁、峁、沟、塬，是黄土高原经过现代沟壑分割后留存下来的高原面。陕北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年降水量少，风沙干旱严重，河流水量不足，盛产谷子、玉米、高粱、土豆、红枣等，著名景点有白云山、红石峡、蒙恬墓、宝塔山、壶口瀑布、黄帝陵等。陕北是陕西煤、能源和化工基地。
关中位居陕西中部的平原地区，素有“八百里秦川”或关中平原、关中盆地的美誉。这里南有秦岭这座天然屏障，渭河、泾河从平原中穿过，地势平坦，灌溉便利，物产丰富，粮畜充足，交通顺捷，科技文化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小麦、玉米、油菜等粮食作物的主产区。
近年来，随着“关中-天水城市经济带”建设步伐的不断推进和大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初显成效，关中正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三秦大地。
陕南是指陕西秦岭山以南地区，包括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市。
陕南北靠秦岭、南倚巴山，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陕南的汉中、安康自然条件方面具有明显的南方地区特征，这里山清水秀，气候湿润，植被茂密，森林众多，生态优美，当地人主要栽种水稻，盛产核桃、板栗、桔子、茶叶。
陕南人主食是大米、面食。汉中、安康方言接近四川、重庆方言。商洛北部的方言接近关中方言，西部、南部各县方言比较多，普遍接近湖北、江淮一带方言。陕南水资源丰富，是我国“南水北调”的水源地。
在汉族的形成和发展中，是以华夏为主体，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中华五千年文明漫漫发展历程中，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华夏民族，称之为"华夏"。
黄河，华夏民族诞生的源泉。
中国古称华夏，受当时人类文明的限制，又是一个较早拥有人类文明的民族，以为地处世界文明的中心，故为中华！
每一个民族的起源和壮大，他们与河流的关系是那样的重要和密不可分，从埃及与尼罗河的关系再到俄罗斯和伏尔加河的关系，他们都称之为母亲河。
华夏民族也不例外，源源不断东流的黄河之水，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给聚集在此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适宜生存的环境，继而经过人类历程的演变，遂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较早的民族——华夏民族！
每一个民族的文明并不是从有文字的那天算起，但也不是从有语言的那天算起，而是应该从靠自己的智慧制造了器物，以利于族群发展壮大的时刻算起。
华夏民族通常被称为炎黄子孙，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并不完全正确。
在黄帝之前的若干个世纪，暨有盘古、伏羲和女娲，他们应该是这个民族传说之中最早出现的人物。
他们也许没有开过天、辟过地，也许没有造过人和炼石补天，也许他们像今天的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的身材和四肢。
但不可否认，他们应该是这个民族最早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华夏民族的始祖。
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还不叫华夏民族，时代过于久远、亦过于模糊，也无任何的文字记载可供考证，于是人们便把这些人物赋予了丰富想象力的神话传说。
华夏民族的称谓始自于黄帝时代，由于黄帝生活的时代距文字出现的时代并不遥远，所以相交于前者，有着较为清晰的记载和可靠论证。
黄帝距夏朝建立之前的二百年间，尽管铜器还没有出现，但毫无疑问生产工具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居住的房屋结构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甚至在夏朝就已经出现了宫殿这种高级建筑。
在黄帝时代就很可能已经出现了纺织品，从而摆脱了对树叶和兽皮的依赖。
然而无论怎样，不管是盘古时代还是黄帝时代，他们还只是部落而不是一个国家，尽管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权力这种形式，但在权力移交方式和权力分配上还不足以称为朝代。
对于大禹和夏启父子二人改变了权力移交方式的做法，史书和后人对此进行了一定抨击。
但这是一种改变人类历程的一个演变过程，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之路。
他们这种做法，对伯益来说是一场灭顶之灾，对于部落来说也许是一种不幸，而对于后世的华夏民族来说则是一种进步。
他们这种做法，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共性，如果人类老是停留在部落状态而停滞不前，那就不叫人类了。
因为，只要是人类就必定会发展。
夏朝以后是商朝，它们与后继的周朝共同成为了被LI/SHI/XUE/JIA称之为奴隶社会的三个朝代。
奴隶并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词汇，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将夏商周三个朝代定义为奴隶社会。
奴隶，通常是指失去自由、无偿为统治阶级提供一切服务的人。
而奴隶的来源一为在战争中敌方的俘虏，二为在本国犯了罪的人。
应该说，自从有了战争便有了俘虏，自从有了国家便有了罪犯。
现在的社会早就不叫奴隶社会了，而这种无偿提供义务服务的形式还是依旧存在。
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语言，而把语言转换成文字的形式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一个过程。
文字是人类历程的一大进步，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在十几万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原始状态，而在文字产生不到五千年以后，人类便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原因。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说明了华夏民族在文化层面上已经远远的不是仅拥有文字那么简单。
而真正把文字发展成自己民族文化体系的则是在随后不久的周代，也就是周代出现了第一次民族文化高潮，它影响了整个的华夏民族、影响了这个民族数千年之久并直到现在！
从最早文字史料中的记载来看，在春秋时期称古代中国为“华夏”，《尚书·武成》记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现在的学者认为这是后人的伪书）比较可信的记载来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有“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的记载，根据孔子整理上古史料时的考据，“夏”与“华”属于同义词，两个字相互通用，华夏也称“诸夏”、“中夏”，因此，中夏又可以称做“中华”，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的解释是：“‘华夏’指中原诸侯，和诸夏的涵义相同。”
可见“华夏”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是地理方位上的称呼，或者是“夏人”和“华人”居住地的统称，并没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民族属性，华夏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是比较晚近的事，并非一开始就有民族属性。随着华夏文明的扩展，开始有了大量自称为华夏人的移民，由此产生“华人”一词，这一概念逐步演变为全体中华民族的代称。
但对“华夏”的来历、含义，历代学者各有说法，争议颇多，迄今尚无定论。其中“夏”的起源最早，来源于三代中的夏朝，大禹时期还没有夏的概念，但到了儿子启的时期开始称禹的儿子“夏启”或“夏后启”，这时候“夏”的概念是由地名转为国名或族名的，与现代的民族属性有很大区别。古籍中将夏做为中原，“蛮、夷、戎、狄”做为四方，所以，“夏”又称中夏、中土、中国，这里的“中国”只是就方位而言，与今天的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余其宅兹中或”，“或”是古字国的意思，一般指京师或都城，这时候的中国指的是中原的都城或中原诸侯，其范围有限，与华夏的范围相同，疆域不过“方三千里”而已，不能代表现在的中国概念。现代意义上中国一词的使用最早开始于清朝，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派出的使臣全称为“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这是首次在正式外交场合使用中国这一概念，而之前的称呼则比较笼统含糊，比如“天下”、或者是“四海”等。
“华”的称呼也始见于春秋时期成书的《左传》，并多次出现，比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等。从这样的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华”和“夏”、“戎”都是并列关系，其来源与“夏”有着异曲同工的痕迹，源于族名的可能性更大，但族名完全不同于人种意义上的民族，这与后来国外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人、唐人类同，并非是民族概念上的称呼。
后来的古文字学家们对“夏”和“华”都有训诂研究，《说文解字》中说：“夏，中国之人也。”又说“华，荣也。”这一释义使两个字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概念，夏和华最早是两个并称的族名，而且“夏”字本义并无人的涵义，应该是“居住在河洛中原地区的夏人”更为准确。而之后的解释则更为夸张，流传比较深入的解释有唐代孔颖达的“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对此解释，现代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受大一统思想影响下的附会和美化，不足为凭，与孔子时代的解释有明显缪误，毕竟孔子亲自整理过古籍文献，其解释应该更权威。当然近现代的学者们也有各种解释，有说是来自地名的，也有通过民族学、人种学概念推论为来自图腾崇拜的。
就“华夏”这一概念来说，早期所指是中国这一地理称谓是基本明确的，仅仅是地理范围上而言，并无民族的涵义。按照左丘明、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的观点，五帝同根、三代同源，同为炎黄子孙，共同生活在华夏大地，拥有共同的华夏文明，才形成了近代以后的华夏民族，应该是全体中华民族的代称，与单纯的人种学上的民族概念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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