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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时，我当过二十年农民。那时的农民，早上有早班，早饭后出工是正班。农忙时中午会加午班，下午出工是正班。晚上天黑了收工（下班），农忙时还会加夜班。所有正班加班，全凭工分计。一年下来，一个强劳动力有二十元左右的收入。劳动力少，老小多的家庭，基本上是超支户（出力比收入少）。无论劳力强弱，收入多少，基本上是出啥吃啥，且必须节约，否则接不上下季。由于彼此彼此，大家无忌妒，无抱怨，反而笑声朗朗，其乐无穷。
我的老家是著名的渔米之乡，湖南省衡南县，但在六七十年代生产队时期，农村亲人每天工分8分钱，丰年时每人分稻谷三四百斤，歉年只有一二百年稻谷，还包括5斤紅薯充一斤稻谷，年底分红时，很多家庭，一年到头不但没有分红，反而倒欠队里不少钱，我父母在衡阳市工作，一到亲戚缺粮，生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伯舅姨，二三十余位亲戚轮换到我家来渡饥荒或治病，致使我家在城里也困苦异常，每次农村亲戚到家，母亲取出一张肉票，叫我到菜场去割二两肉，吃饭前，母亲把我们兄弟三人偷偷叫到外面交待，农村亲戚太可怜，肉菜要让给亲戚吃，兩个弟弟那时只有五六岁，吃饭时含着眼泪眼巴巴望着那点肉不去动筷子。只有到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责任制，分田到户，推广袁隆平杂交水稻，第一年就不饿肚子了，乡亲偶尔到家里来，还帶了不少鸡蛋，红薯干，父母脸上的愁容也消散了。谢天谢地，现在政策好了，生活富裕了，老母亲快九十了还健在，真是辛苦他们老一辈人了。
华北地区，在六七十年代，秋后如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就会看到临近村庄的田野里，一排排弧形的土坯垛子，那是农民准备在年后盖房所用的土坯，那时所盖的房，跟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房子一样，大多都是土坯房，红砖房起源于七十年代，但量很少。农民吃水，都是到砖井去挑水，大部分地区没有电，晚上用的是煤油灯，如果晚上你在灯下写字看书，鼻孔周围会出现一个黑圈，那是煤油燃烧产生的烟，吸附在了鼻孔周围，农民穿的衣物及被褥的布，大多是农民自己纺线织的，农民吃的大多是玉米窝头或饼子，红薯、白菜、冬瓜、胡萝卜是冬天的主要蔬菜，较富裕的家庭有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闹钟或手表。
农民以生产队为单位，每个队上都有一个钟挂在树上，队长敲钟为上班的信号，后来各家各户按了小喇叭，队长就通过小喇叭通知人们集合，集合后，队长分配任务，然后大家到地里干活。除了干活外，田间地头也是农民互相嬉闹的场所，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烦恼。秋后的非农忙季节，农民主要是兴修水力，平整土地，地里到处插着红旗，好不热闹。
农村的学校，黑板是水泥做的，上面刷的是黑墨，学生没有桌凳，用的是土台子，到冬天，教室里垒个火炉子，教师以民办教师居多。
生产队时期，我念小学呢！从我记事起，到包产到户，十几年来，我家只有两年从生产队开过资，其它年份都是欠资户。
那时候，除了冬季生产队没有小孩能干的活，其它三个季度，无论星期天，还是下午放学后，都去生产队参加劳动，为的是能挣工分。小学生一天给六分，下午放学上生产队干活给一分或一分五，早上往山上挑几趟粪，才给一个工分，男劳力给三分，女劳力二分。那时候，一个工分几分钱，还都乐此不疲的去参加。一年下来能挣一百多个工分，小伙伴们都比赛谁挣的工分多。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年生产队拉三角债，我家欠资很多，屯子里几家亲戚帮忙顶债。第二年春天，为了还债，把我曾放了三年的母猪卖了，为这，从不爱掉眼泪的我，哭了好几天，都过去四十多了了，有时梦里还能梦见母猪的样子。
小时候，盼年节，盼家里来客人，为有一口好吃的，大人们怕年节，怕家里来客人，因为没有好东西给孩子吃，更没有好吃的招待客人。
自从包产到户之后，农村的生活才渐渐该善，真的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党的富民政策。
我1968年插队。
到农村没多久就发现见不到大树，那时看小说，说到农村，村头总有一棵大树，大柳树大槐树等等。
后来发现河东的隔壁大队有两棵大银杏树，队里老农告诉我，50年代初拆庙后，有两人意外去世，以至于58年砍树时大家不敢去砍原来在庙里的这两棵大树，所以就留了下来。
树砍光了，公社又不供应木材，农民要盖房子就难了。而且，不光没有木材，其他建筑材料如砖瓦、石灰、玻璃都是难事，至于水泥，更是想也别想，队里的打谷场都是泥地。有一年，生产队里实在是想铺一块水泥场晒粮，结果只批了一包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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