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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当时来了一批无锡知青，我当时还在读书，年龄二十岁左右，初中生多数。生产队按排集体住房，有的住农户家。出工跟着劳动，当时还是很辛苦的。后来陆续回城了，有的上学了，有的教书了。只有一个女生与本地人结婚生子，后来也都去了无锡。
我们村里71年的时候，从北京来了几个知青，三男两女，男的比较普通，见到了没感觉怎么样，可是那两个女的，真是漂亮啊！白白嫩嫩的娇弱无比，她们到来后，立即吸引了所有村民的目光，有些人总是有意无意的跑到知青住宿点转悠，就是为了看一眼那两个女知青。
很快的，就有人说，人家那么白，不只是天生的，搽脸的东西就好几种，胭脂香粉村民们见都没见过。人家连洗脚都用胰子(香皂)，那脚丫子白嫩的和婴儿一样！这样的人，都是大小姐的命，能干得了农活吗？这样的孩子，家里怎么舍得让她们到农村来呢！
她们刚来的时候，都是吃派饭，派到谁家就到谁家吃，大队干部也都尽量把她们派到条件好一点、干净点的人家去吃饭。有一天她们被派到一户姓梁的人家吃饭，梁家的媳妇干净利落，干活麻利。中午，这几个知青到了梁家的时候，梁家媳妇已经把饭菜做好，摆上桌子了。几个人洗了手，坐到炕上就吃了起来。梁家有一个八九个月的孩子，在炕上爬来爬去的玩耍，她们几个还时不时的逗弄孩子一下。
梁家的男人不在家，只有女主人在地上侍候着她们，给她们盛饭添菜的。一个男知青吃得快，吃完后打算往后挪一下身子，双手往后一按，就叫了起来：“哎呀妈呀，什么东西？”说完把手拿回来一看，不得了了，一只手上沾满了小孩子拉的粑粑，正在看的时候，手上的粑粑又掉下来几滴，正掉在饭桌上。几个人一看，立即呕了起来。两个女生急忙跑到外面呕吐起来，另外两个男生也跑了出去，蹲在地上吐个不停。女主人急忙找东西帮那个手上沾了粑粑的男生清洁，这个男生虽然也恶心够呛，可却没有吐出来。其他的几个知青，都把刚吃下去的饭菜吐了个干净。村民知道以后，调侃说：“梁家的粮外人不能轻易吃，吃多少都得吐出来多少。”
两个女知青都被安排到学校，做了代课老师，我们村是个大村子，那时候还有初中，邻近两个村子的孩子也到我们村的中学读书，所以，初中的学生也不少。这两个女知青的文化程度，比我们村里学校的老师都高，自然是特别受欢迎，她们上课的时候，学生们都异常安静，学得特别认真。当然了，这也是与这两位老师的美丽有直接关系的。
一年以后，我们村有一个姓杨的青年，在部队退伍回来了。大队提拔他做了民兵连长。这个小杨长得高大威猛，特别帅气，而且特别健谈。两个女知青都对他动了心，最后小杨和一个姓邓的女知青谈起了恋爱。两个人谈了不到一年就结婚了。据说女方的父母并不同意她们的婚事，她们结婚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来。
小杨和小邓结婚后，其他的知青陆续的返城了。当小邓生下第二个孩子后，知青只剩下她自己了。78年，小邓独自回了一次北京，足足三个月没有音信，大家都以为小邓抛夫弃子，不可能回来了。但是三个月后，小邓还是回来了，并且说，已经在北京安排好了，她们全家都搬回北京去生活，连小杨的工作都找好了，以后就在北京落户了。
一直到零几年的时候，杨家的老爷子过世，小杨和小邓才带着孩子回来。两个孩子已经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男孩帅气，女孩子比她母亲年轻时还漂亮。小邓也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可是看起来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这让熟悉她的村民都羡慕不已，大城市和农村就是不一样，农村五十多岁的女人，几乎就是老太太了，可是人家还是一个小媳妇呢。人比人，气死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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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请。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异常火热，我的家乡双城市水泉乡仁义村已不列外，来了一批省城的下乡知青。
他们在大队部西边建了青年点，村上六个生产小队，每小队分配了男女几个知青，和社员一起劳动。那时，我十才十多岁，感觉下乡青年气质，穿着与农村人差距很大，很是羡慕他们。
有个女知青当二小队的会计，名字叫孙兰香吧，长得矮胖，圆园的脸，长得白净美丽，一帮农村青年有事没事就愿意找她算帐。尤其是一个叫赵二癞子的二十七八的光棍汉，专在女青年还没起床时，去找人家办事，社员知道后，就有各种讽刺活语冲着赵二癞子猛喷。有说：起早上人家那里闻骚味的，有说：莫不是要别有企图啥的。
我们生产二队有一个叫高玉华的哈尔滨知青，与父亲，大哥，二哥熟悉了，就经常到我们家来窜门。家里有时吃饭，叫上他就在家里吃，虽然没什么好吃的，玉米面饼子，小米饭，土豆白菜，也跟着吃，一点不嫌弃。
有一年，快过年了，家里包冻饺子，高玉华也帮着包，包到半夜，帮包饺子的人都一起吃饺子。高玉华与父亲喝着甜菜烧，就南朝北国说了很多，记得高玉华年轻英俊的脸微微泛红，滔滔滔不绝讲了很多人生道理与处事哲学，我做为一个懵懂少年，听了很多，但明白的少，只感觉城里青年与农村人就是不一样，羡慕极了。
后来，高玉华回哈尔滨了，听说三十大几还单着身，还听说，他是继母，与继母的关系也不好，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听说关于他的事情。
我村来过知青，那是我还小，记得在我家下边有一趟房子十多间，叫青年点，他们住吃饭都在那里，白天上地干活晚上回来，村里老人不识字的多早把饭给做好等着，吃完饭好帮他们些家书，出门在外不容易，活我们替你们干些，教孩子们认些字我也跑去凑热闹，那时学校基本上不上课。后来慢慢的都返城了，还有的考上大学，有一个毕业当上乡长回村报答帮助过的老乡。
下放过，有男有女。村里为他们专门做了几间茅草房，用杨柳树做了些简陋的家具和床，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青年们来后，有的有点新奇，有的则很抑郁。白天还好，到了晚上，女孩子们聚在一起抱头痛哭，男孩子们也很苦闷。不过这群人来后，给地方上还是增添了一些活力。他们爱唱歌，他们爱吹口琴，他们爱讲城里的新鲜事。我们总爱和他们在一起玩，时常还和他们交换一些市面上很少见到的书看。
劳动时，他们虽然很吃苦，但力气总是使不到需要处，总是很难完成上面要求完成的劳动指标。有时候有些比较执著的青年人，别人完成任务走了，他怎么也不愿意离开劳动工地，一个人还在那儿一个劲地劳作着。
这群人中间也有不太好管理的人。偶尔他们爱去偷点鸡摸点狗的，当然是为了改善点生活。有的人还喜欢与外面的人打架斗殴，那时他们也分块块主义，团团主义。其中有一位男孩子就被人打破了头，连一只手的大拇指也被人用匕首削掉。那时知青中有匕首的人很多。
有一位女知青想请假回家，最后导致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向公众作检讨，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投河自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因家庭问题下乡的知青，别人一个一个的都陆陆续续通过各种关系返城了，可每次机会到来时都与他无缘。这样一拖就拖到了三十多岁还没走。后来一位文革中的造反派（五十岁左右的胖女人）下放到这儿来劳动改造。他俩惺惺相惜，便走到了一起，后来还生了个儿子。由于这两人年龄悬殊太大，总引起人们的误解和嘲笑。
唉！那场史无前例的大下放运动，苦涩的故事、心酸的故事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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