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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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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应该在夏朝之前，但夏是留有明确纪记录的，而且夏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利用刑法手段来稳固奴隶制国家政权，这使得刑事法在形成初期的夏朝法律中居于首要地位。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我是学汉语言的，从我的专业给你的回答。
还可以提供一些其他说法嗷。
都是有所记载的。
最后，马克思镇一下。毕竟，学汉语言，也不能忘记马克思。
谢谢邀请。
一、法律的产生
中国是著名的“礼仪之邦”，很多人想不到的是，中国最早的法律除了与军事有关外，竟然还有一部分脱胎于“礼”，即所谓“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先说“刑起于兵”。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那么，世界上最有规矩、最讲纪律的团体是什么？是军队。《周易》：“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意思就是军队出行要遵守军纪，破坏军纪则招致灾难，这里的军纪即“军法”。到了汉代：“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汉书》）。而这里的“兵狱同制”则更明确了：用军法来定罪量型，兵、民共同适用。
再说“法源于礼”：“礼”作为一种仪式，最早是在祭祀过程中产生的，后来随着贫富拉大和阶级分化，贵族、富人和平民、奴隶等而划之，祭祀的礼节也发生变化——各级有各级的“礼”，不能僭越。到了周公的时候则更进一步，借用政治力量用成文方式把“礼”固定下来，使它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规范——“礼不下庶人（老百姓连讲“礼”的资格都没有了），刑不上大夫”——所谓“礼法”，实际已经具有了法律的内涵。
二、传说中最早的法律
（一）黄帝。《商君书•画策》：“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所谓“刀锯”即刑罚，而阐述刑罚的文字说明和规定就是“法律”。
（二）舜帝。《竹书纪年》：“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
（三）大禹。“禹刑”，相传为大禹所制，或者说是后人为纪念大禹而命名 ，具体内容谁也没见过，只在文献中有零星记载。如《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再如《左传》，晋叔向批评郑国子产“铸刑书”：“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之所以说是“传说”，是因为包括夏朝在内，这几个朝代一直是只有史料而没有考古实物证明其真实存在过。
三、有信史并且成文的法律
“殷墟”的发掘、甲骨文的考据，让我们有了信史，也让我们的文明有了真正的起点，“汤刑”即在这一时期被发现。
所谓“汤刑”，是对商代法律的一个泛指，和“禹刑”一样，名称是后人给加上的。不同于往代的是，“汤刑”不仅见于文献，更有出土文物佐证。《尚书·盘庚》：“以常旧服，正法度”；《简书·康诰》载：“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荀子也说：“刑名从商”。从出土的龟甲上看，可能是缺乏像后世那样的文教的原因，商王朝一点也不“斯文”，刑罚很酷很重，仅刑杀的手段就有斩首、肢解、火刑、沉水、活埋等等。以甲骨文为例，“伐”像用戈截人头，“期”像用钺砍人头，“卯”则是把人对剖。而至于《封神演义》中的“炮烙”、“虿盆”等都不存在，那是韩非子等人为了给自己的论文找论据而胡编乱造、强加给纣王的，谁让他和隋炀帝一样是亡国君呢。
四、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及其历史意义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著名政治家子产“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更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更重要的是，这是统治阶级第一次将法律公布于众，并要求全民共同遵守（相当于“全民约法”）。虽然它还不具备后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效力，但对“刑不上大夫”却是一个重大突破，理论上已经有了后世的普遍约束作用。所以当时晋国著名的“贤人”叔向听说以后急得捶胸顿足，说老百姓都懂法了，以后领导就再也没法欺骗老百姓了。
几乎同样的事情在23年后又发生了一次，晋国大臣赵鞅与荀寅将法典铸在铁鼎上（刑鼎）公布于众。这时候，席不暇暖的孔子正惶惶如丧家之犬走在去晋国的路上，忽然听说赵鞅铸“刑鼎”，该“圣人”吓得转头就走，因为他知道，他的“礼”和晋国的“法”是格格不入的，去了也是找抽。
《礼记·曲礼》上说：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古代的“法律”产生时间不会早于商朝。
另外，所谓夏朝已经有《禹刑》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地下的资料证明“夏”这个字的出现就晚于“夏朝”。
通俗的讲，“法”或者“法律”的出现是比较晚的时间，至少要晚于“礼”的盛行；因为“礼”和“刑”的对象是不一样；而且“礼”有一套完整的规定，而“刑”或者法律却没有成文；
只有传说中的皋陶（读作“窑”）是最早的刑法制定者；他将那些做了坏事不承认、贪污、杀人者列为惩罚的对象；
商朝据说虽然有《汤刑》，但是殷纣王加上了“炮烙之法”；到了 周朝，周穆王命令吕侯作《吕刑》，多达三千条；
春秋时期出现了汇集法律条文的《刑书》。不过，至此这些成文法都还没有公之于众，只是深藏于王宫，掌握在司法官手中；
到了公元前536年，这一年，应该是法律第一次和老百姓见面的那一年；郑国的执政者子产把《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众；史称“郑人铸刑书”；不过此事一出，马上就有人反对；
晋国的大夫叔向提出异议，认为过去是“临事制刑”，现在完全公开，老百姓知道了刑法的规定，就不害怕统治者了；
此外，如果老百姓不满不服从判决，他们就会翻阅这些刑律，与统治者或者执法者争论以免除惩罚；最后，子产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首次公布了《刑书》；
30年后，叔向所在的晋国也把自己的《刑书》公布了。那是晋国的执政者赵鞅、荀寅干的，史称“铸刑鼎”。
战国以前，东方国家贵族执政，公室卑弱，从天子到诸侯，权力不断下降；“礼”已经失去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而此时的西方国家秦、晋等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提出以“法”加强君主专制，权力集中于一身；提拔“军功”贵族，打压宗室贵族；
这时，“礼”与“法”的争论，老贵族和新贵族的斗争开始白热化，一直到再后来的商鞅变法，才出现了相对完整的《秦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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