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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地利用率来说,看起来中国古代农业更有效。其中的原因是,古代中国农民掌握了一套“深耕细锄,厚加粪壤,以助地力”的用养结合的农业经营方式。就是说,中国古代依靠大量的人力投入维持着土地的高效利用。这可以看作一种集约化的经营。
西欧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经历了比较严重的经济衰退,作为征服民族的日耳曼人,还没有完全从游牧和游耕状态过渡到定居农业阶段,耕作方式原始粗放。加之西欧当时地广人稀,劳力相对不足,采取这种粗放经营也很自然。
简单地说哪种耕作方式更高效,可能都存在风险。的确,从粮食单位产量来说,直到17-18世纪,来华的一些传教士还注意到,中国单位土地的粮食产出比西欧高得多,在加洛林时期,西欧的粮食产出,按收获量与种子比计,有时低到2:1,就是说,收获2斗粮食,要留下1斗作为来年的种子——这是西欧农业中常用的说法——因此很容易发生饥荒。
但是,跟中古时代的中国相比,中世纪西欧农业最大的特点是畜牧业比重很高,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欧洲有大量连片的森林,可以放养猪等家畜,也因为休耕地为家畜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畜牧业对欧洲农业的发展意义极大,它不仅提供肉奶等食物,牛马等役畜、动物的粪肥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基本是单一的粮食种植业。
有的西方学者曾认为,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导致西方社会容易发生农业商品化进而产生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依靠大量人力投入的单一种植业和自然经济,强化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当然这个论证过程肯定存在不少漏洞。
楼上提到了气候和土壤的问题。这一点的确很重要。实际上,中世纪的进步表现为一些很不起眼的改进,或者对古代技术的推广利用上。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西欧的农业经济在中世纪发生了一个重心位移,即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西北欧一直到东欧的辽阔平原。这一带多为粘质土,含水量高,翻耕不易,但土壤很肥沃。因此犁的改进(重犁的出现)意义很大,它使得过去难以利用的土壤可以深耕播种。这种技术条件、役畜等耕具的筹备,可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和乡村景观,比如条形田和农业村社的协作关系(共同筹备耕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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