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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延绵五千年不绝，其中一个最基础的因素就是重农抑商！
第一，民以食为天。重农，以农业为本，就是要让大家都有口饭吃。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策的地位能高过于解决温饱问题的“重农抑商”！这是国策！这是民族生存的智慧！
今天我们坐在办公室，喝一杯清茶，然后抨击我们先人的重农抑商，说它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君不见，直到今天，现在世界上还有大量的饥饿人口吗？重农，即使今天也不过时！
第二，重农抑商，农耕文明让我们的民族有了庞大的人口基数，两千多年前就达数千万级别。
庞大的人口体量，“家大业大”，经得起任何折腾！战争、饥荒、瘟疫、天灾、人祸，虽然曾经重创过我们，但都不会让我们的民族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我们今天成为地球上唯一的“广土巨族”，先祖们重农抑商，功不可没！
第三，重农抑商，打造古代中国的超稳定结构。
重农抑商，可以防止极端的两级分化，可以防止大面积的赤贫，中华民族就处于一种“非常稳定的均衡状态”（约翰.希克斯之语，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中国古代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这得益于重农抑商的政治结构和理念。
今天，我们一方面自豪地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另一方面又不断抨击先祖们，何苦呢？
况且，农业苦，农业累，农业附加值低，农业靠天吃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在国家层面、舆论层面、管理机制等，难道不应该向农业倾斜吗？重农抑商，争取天下最多数的农民的支持，难道不是古代帝王应该要做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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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历史问题没有研究过，只知道历史上是有很多大商人的，沈万三，胡雪岩等等，但欧洲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生产模式时中国还是封建体制，封建体制的特点本来就没有太多社会生产分工合作的，自然商业会比工业社会弱。
重农抑商是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传统经济指导思想，是基本国策，其核心思想就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从而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那么古代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以农为本？一定有他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
一、农业是衣食之源，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保证，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二、农业是国家财富和财政收入根源，粮足则国富。三、充足的粮食储备能抵御来自大自然灾害如旱灾、涝灾，充分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四、农业的健康发展可使一个国家富裕强大、人丁兴旺。如遇外来侵略可给战争提供足够的物质准备和充足的兵源。
那么历朝历代为什么不实行“贱农重商”或“工商皆本”呢？难道历代的统治者不知道发展商业的好处？不懂“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的道理？
其原因是还没有构成实施的条件：在古代，大多地区土地贫瘠，水利发展滞后完全靠天吃饭，且劳动工具落后，劳动效率低，即便把全部的劳动力投到农业生产上去也达不到温饱的水平，更不说遇到天灾人祸（人祸即战争）了。重农抑商的实行避免了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的问题。为此商鞅颁布了《恳草令》，制定了二十多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措施就是为了确保农业的发展。
古代统治者都对重农抑商有精辟的叙述：如商鞅的土地制度、税收、奖励耕织等；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武帝实行的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以及向商人加重征税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为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在1958年首次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决策。1973年全国人均粮食超过了600斤（联合国粮食安全标准为800斤）虽然离联合国标准还有差距，但发展商业的条件日趋成熟，开始允许各地因地制宜的发展经济作物。1984年全国人均粮食达到了800斤。而到了九十年代农、林、牧、副、渔高速发展，改变了副食品供应短缺状况，“菜篮子”产品人均占有量已达到世界水准。
综上所述：不管是重农抑商还是工商皆本都必须首先保证的粮食的生产，因为它是国家的基石，动摇不得。
个人感觉古时官方屡次提出的“重农抑商”的确益处不大，古人又不是傻子，不可能不知道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来源于农业（这里的农业不仅仅指耕种，也包括渔业畜牧业），如果有田地可开荒耕种他们自然会去种的，如果商业贩运不赚钱没效益他们自然不会去做赔本买卖，根本就不需要官府去重或抑，在某些特殊时刻比如水旱灾害瘟疫流行或战乱之后，出于迅速稳定局面的要求，在政策上有所倚重是很正常的。但总的来说，“重农抑商”不应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执行，实际上农业产出不是官府“重”了就能大幅增加的，而商贸流通也不是官府“抑”了就能断绝的，相反对商贸流通抽取重税既造成了多地的物资不充足价格高企技术进步缓慢，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商人成本实际上反倒是保护了大商人的垄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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