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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早在藩邸时，其声名就远播域外。武德年间，中亚曹国使者曾向高祖请求：“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欲隶麾下”远在南亚的天竺国王尸罗逸多也早闻李世民英名。在他接待唐高僧玄奘时，急切地询问：“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当玄奘向他解释了秦王即当今中国天子，并讲了秦王如何神武时，天竺王肃然起敬，禁不住称颂，“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为物主也”，“我当东面之。”
贞观四年，由于东突厥的破亡，不仅解除了对唐的威胁，也把西北各族从突厥的世代奴役下解脱出来，各族君长感恩戴德，请求太宗为各族共主——“天可汗”。太宗高兴的表示：“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此后，大唐皇帝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东突厥灭亡后，唐太宗将降附安置在“肥饶之地”，并开仓赈济穷乏，对他们“恩侔中夏”“礼均旧臣”，使东突厥族所在呈现一派生机，“年谷屡登，众种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靡资于狐兔”。贞观十三年又册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主颉利旧部。思摩感激零涕，说：“破亡之余，陛下使存骨旧乡，愿子孙世世事唐，以报厚德。”
因为唐太宗凭借着强大的吸粉儿能力和超高的人格魅力，俘获了周边文化水平不高、常年骑着马四处溜达的游牧兄弟姐妹们的心，成为那个时代最有人气、最有流量的政治明星之一……不好意思，笔者实在编不下去了。
首先，唐太宗的伟大不言自明、无需多言，“贞观之治”、“以人为镜”的历史佳话妇孺皆知。民族关系、对外交往上，他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态度直接影响了大唐帝国在东亚甚至是世界上的地位。纵观中国古代史，少有君主能像太宗这样自信的说出“自古皆贵中华，轻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背后的雄心和底气不可小觑。事实证明，处理好民族关系对他而言并非难事。从贞观四年（630年）起，太宗先后派兵打败了北方的突厥和西面的吐谷浑、高昌国，攻灭薛延陀，将整个西域纳入版图，还把唐朝的公主嫁过去，任用少数民族人才，软硬兼施，玩儿得非常溜儿，以至于西北各少数民族领袖共同尊其为“天可汗”，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但仔细想来，仅因为唐太宗的个人魅力就要臣服于他，用“可汗”这种代表北方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称呼他，也不太可能。实际上，被少数民族称为“可汗”的中国君主也有不少。唐太宗之前，有创造“开皇之治”的隋文帝杨坚，南下灭南陈，北击突厥，被尊称为“圣人可汗”，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兼异族国君的中华天子。唐太宗之后，有五代时回鹘人称中原皇帝大可汗。辽代统辖西北，皇帝也被草原各部称为可汗，并禁止阻卜等部族擅自称可汗。蒙文、满文语境中把明皇帝称为天皇帝（天子）、汗，如洪武汗、永乐汗、景泰汗、神宗皇帝被称为万历汗（《旧满洲档》(四)，第1695～1749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1969年）。
真正征服他们的还是大唐更为强大的实力。620年-657年，唐与突厥两个汗国东突厥和西突厥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战争初期，唐朝采取安抚和防御的策略，后转为进攻，加之突厥内部的分裂和内乱，唐朝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彻底击败了突厥。这其中，有唐太宗等正确的指挥和战略，如武德七年（624年）的五陇阪之战中，李世民利用反间计退突厥兵，开始了唐对东突厥的反击。也有李靖、尉迟敬德等大将率几十万大军英勇杀敌。还有双方实力境况的不同，在大唐国内蒸蒸日上，经济兴盛，政治稳定的时候，突厥却早就长期处在不断分裂和动荡中。而前朝隋文帝挑拨分裂东突厥，灭陈统一全国，使隋朝处于隋突对抗的上风，也为唐日后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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